官场抑郁病群发，跳楼成风现象之探究

据媒体报道，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张万雄今年1月9日在单位跳楼身亡。警方经过调查，证实其生前患有严重的抑郁症，系自杀身亡。无独有偶，该事件发生之前的前一天即1月8日，广州市委政法委副秘书长、市公安局副局长祁晓林自缢身亡，后有关部门证实其生前身患疾病，有抑郁症状。两起事件几乎凑在一起同时发生，在常人眼里，身居高位，风光无限的副院长、副局长，竟然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这种血淋淋的方式了结自己的生命，着实让人不胜嘘嘘。

最近几年来，见诸报端的高官犯抑郁症，选择自杀的例子不胜枚举。2011年4月28日，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纪委书记张广生因抑郁症坠楼身亡；2010年9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童兆洪在其本人办公室卫生间自缢身亡，后证实他曾患抑郁症；2010年2月5日，广东省茂名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因患有抑郁症从湛江市一幢住宅楼8层跳楼身亡。

当下，官员似乎成为抑郁病的高发人群，几乎所有自杀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调查都证实自杀官员有抑郁症状。然而，不少人却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比如说刚刚自杀的张万雄副院长，才45岁，早在2009年12月，他就被提拔为凉州区法院副院长，仕途光明，怎么就突患抑郁症了呢？张在自杀前还写了遗书，对后事进行了全面安排，其周密程度丝毫不像精神方面出现了问题的人之所为，假如确如其所言工作压力过大的话也完全可以选择休养、休假等方式，调节身心压力，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以这种残忍的方式告别牵挂他的家人，告别这个世界呢？是什么压力压垮了他的脊梁，是什么勇气促使其从六层的办公楼上一跃而下？

逝者已逝！笔者不忍对他们作出任何猜测，但假如能够通过别人的猜想探究他们的心路历程，并作出相应的制度调整，也许就能够避免更多类似悲剧的发生。

多名高官自杀的原因究竟是否正如有关部门调查所言是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人提出这样一种大胆猜想：是不是有些自杀的官员本来并不想死，是不得已，是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作出的无奈选择。官员因违法违纪接受纪检部门的调查并非一开始就被采取强制措施，而是首先接受多次询问，并应当对之前的种种行为作出合理解释，假如官员本人确有违法违纪行为，此时承受的压力特大，一不知纪检部门掌握了多少证据，下一步要采取什么措施；二不知是否仕途就此终止，会否从此身败名裂。

假如被调查的人死了，那么按照纪检部门的做法，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对死者生前涉及问题的调查就将终止，并将对有关材料予以尘封。这样一来，不仅可保住牵扯到的其他人，而且对家庭的影响也能降到最低，还能够保住家产。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高官常犯的受贿罪是可以并处没收财产。（通俗一点讲，有点像古代的抄没家产）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正常理智的人没人愿意选择死亡，因此是多大的勇气及难言的无奈才促使有这种想法的官员迈出这艰难的一步。在人生最后的那一刻，已经作出艰难选择的人一定会在幡然间醒悟，平常最厌恶的监督，其实不仅仅是在束缚权力，也是对权力使用者的保护。假如平时的所谓监督不是流于形式，形同虚设，而是实实在在，像个称职的哨兵严守大门的话，相信不会那么容易就患上难以承受的“抑郁病”，更不用作出“丢车保帅”的痛苦抉择。